Liumiao.com/blog

2011年十月：

俞心樵-俞心樵诗集

2011年九月：

Jack Handey-Deep Thoughts

江融-摄影的力量:当代世界著名摄影人访谈录

2011年八月：

三七-玻璃屋顶

2011年七月：

陈东东-夏之书•解禁书

安迪•莱利-作死的发明

Jimmy Carr&Lucy Greeves-The Naked Jape: Uncovering the Hidden World of Jokes

2011年五月：

邹静之-九栋

王瑞芸-杜尚传

2011年四月：

彭小莲-他们的岁月(增订本)

2011年三月：

何伟-寻路中国: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

梁鸿-中国在梁庄

2011年二月：

余华-十个词汇里的中国

侯登科-麦客

作家余杰离开中国后，发表了《揭露中共暴政，奔向自由世界――我的去国声明》一文。我对余杰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共产党用种种践踏人权的做法对待一个文弱书生，是无论何时都洗刷不掉的耻辱。

而余杰的错误在于，在他的意识当中，各项基本人权似乎仍然不是所有人应当享有的东西。在这篇“去国声明”中，余杰写道：

作为一名作家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；作为一名基督徒，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；而作为一名普通人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。

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最基本的、必不可少的、不可或缺的。这些自由与生俱来，不是非要一个人从事某种特定职业（作家）或是信仰某种宗教（基督教）才可以享有。

在任何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，没有人会同你争论上述问题；在中国这样的流氓国家里，即使是总理或首富，也无法享有以上三种最基本的自由。

余杰已经从一个流氓国家来到了文明开化的国家，我相信他能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更深刻的认识，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环境下，希望他能写出更好的文章。

韩寒没有能在他的《谈革命》中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反倒拐弯抹角地说会车时打不打大灯的问题，对于不开车的人（比如我），很难有切身感受。以韩寒的影响力，写出文章却无法向多数读者传达准确意思，这样的文章是失败的。

《谈革命》要表达的意思，可以用刘晓波的一句话来概括，“中国还需要三百年殖民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”，再简单点，按照当前民众的愚蠢素质，革命毫无必要。

在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的民众都是愚蠢的，这并非此时此刻中国独有的问题。但当有人说出这种话的时候，即刻将遭到民众的唾弃。所以聪明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懂得如何营造“敢言”形象讨好民众，却很少直言民众的愚蠢。韩寒也不例外，一个简单的素质问题，硬被他绕到会车开大灯的问题上。

可就是因为民众的愚蠢与狂热，才显出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重要性，个人基本权利，在我看来主要包含罗斯福所说的四大自由，也即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。在许多国家，没有人会争论这四大自由的合理性。

但我们恰恰生活在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囚禁盲人的国家（并且还在继续），我们恰恰生活在一个无法通过谷歌搜索“胡萝卜”、“温度计”的国家（不能搜的词一直在增多），当我把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告诉我的朋友，许多人显示出理所当然的冷漠，他们认为既然我已经吃饱了饭，没有必要理会这些事，自找麻烦。是的，我们恰恰就生活在一个如此冷漠的国家（这种冷漠也在加剧）。

正是民众如此愚蠢、冷漠，我们才有必要追求一种更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，在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，不会受到无理的侵犯。很多人因为奴隶做久了，无法体会自由的快乐，作为一个通过自由写作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，我要跟我的朋友们说，自由的感觉真不错，你们不要错过。

以下选自作家慕容雪村2003年所写有关近日质疑韩寒的“麦田”的帖子（全文链接）：

这原来就是某田99近期一系列行为的真实原因啊，原来……他是想干这个啊？是的，他想干的就是这个：以侮辱别人之方式，达到其赚钱之目的。
此人在舞文弄墨先后诬蔑辱骂过风吹佩兰、狷、雷立刚、恭小兵、夏兰馨……，还有不计其数的人，而这一切诬蔑和辱骂，不过都是他炒作自己的手段。踩着别人的痛苦往上爬，这实在是不够厚道。

阴谋论的制造是最轻松的，因为说话不需要证据，出于开玩笑的目的，我也曾经炮制过阴谋论，比如国内停止个人申请注册.CN域名时，我写过一篇《国内域名注册停止对个人开放的真正原因》，很受欢迎。

有人喜欢照镜子，按自己的水准衡量世界。麦田的问题在于，自己满脑子是阴谋，便觉得满世界都是阴谋；自己觉得可以通过发文章炒作，便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这么做。

很多人对左小祖咒的歌《平安大道的延伸》有莫名其妙的好感，起码在左小祖咒《忧伤的老板》新书发布会上，乐评人张晓舟曾经表示过这种好感，他说不出喜欢北京的具体原因，只说是“平安大道的延伸”。

这首歌这么唱：

亲爱的朋友 当它还不叫平安大道时
我的兄弟对我说：
一个人感到悲伤就去平安大道
一个人感到失落就不要去平安大道
一个人感到悲伤就去平安大道
一个人感到爱就去平安大道

为什么一个人感到悲伤、失落要去平安大道？歌词里满是欲言又止的东西。正是这样的欲言又止，却不知引起多少人的共鸣。

不过诗歌本来就是欲言又止的东西，但在很多时刻，我们即使不是在作诗，说出来的话往往也不那么明白。

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，这是毛泽东说的。可是，谁将革命进行到底？是毛泽东？还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？或者是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民？又或是不管是谁，都有义务将革命进行到底？

如果革命是错误的，那么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主体自然要担责任，但主体是谁？不知道，没人追究。这就是中文的奥妙，可以堂而皇之地语焉不详。

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是古代的巡视人员到地方上检查，查出毛病来，下面人写的情况是“查无实据，事出有因”。照说要治地方官的罪，但后来巡视人员收了贿赂，把情况改成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。

有人请于右任写字，于不想断然推却，写了一句“不可随处小便”。谁知道求字者将顺序打乱，改成“小处不可随便”，便足登大雅之堂了。

中文的模糊程度超乎人想象，这也造成争论过程中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的状况。前几天我在twitter上看到滕彪律师发了这么一条消息：

韩寒虽有自由民主之革命三论，我还是欣赏他。不说别的，他的幽默和特立独行，就没有几个写字的公知大v赶得上。

这短短的两句话，到底是对韩寒是褒是贬？拥韩者自然以为褒，“公知大V”们则可以看成是贬，滕律的潜台词是韩寒的自由民主革命三论不值一驳。大家各取所需，滕律左右逢源。

所以知识分子们会抱怨民众的素质，不足为奇，因为他们在说民众们听不懂的话。

我如果说，“我的文章被和谐了”，相信多数知识分子都能听懂，但我的母亲听不懂。

我如果说，“我被喝茶了”，许多知识分子应该仍然能听懂，但我的母亲又怎么能理解呢？她会想，喝茶怎么了？被谁喝茶了？

但正是知道对方听不懂，许多说话的人主动放弃了沟通。这种情形有一句网上流传甚广的话可以描绘，“懂的人自然会懂”。

为什么不采用一种让所有使用中文的人都可以看懂的表达方式？比如“我的文章被共产党下令删除了”，“我被共产党的秘密警察约谈了”，这并不难。

只是，当我的文章被共产党下令删除，我被秘密警察约谈后，也没什么能做的。我或许会感到悲伤，感到失落，那又能怎样？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是去莫名其妙的平安大道。